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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回说到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，对帝国的国策进行战略转型，全面停止战争，勤修内政，而首先做的就是重拾人民宗教信仰，并借助佛教平复人民情绪，稳定社会结构。
在解禁佛教以后，拓跋浚还大力提拔汉族官员，提升北魏帝国官僚机构的管理水平，通过儒家思想治理国家。
在拓跋焘后期，曾经发动过“崔浩案”，把崔浩所在的崔氏家族以及许多汉人望族连根拔起，狠狠打击了汉人在北魏官僚体系内的势力。我在“星落平城”这一章中曾分析到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崔浩在汉人争取在北魏政府中的政治地位的运作中，走的太过激进，导致北魏朝廷鲜卑贵族的反击，拓跋焘是个政治生物，权衡利弊后才对崔浩为代表的汉人官僚集团痛下杀手。
但国家要治理，就需要大量人才。在拓跋浚执政期，就不得不再次重用汉人，为帝国效力。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高允。高允当年就和崔浩一起修《国史》，和当时太子拓跋晃的关系很好，崔浩被判死刑之时，高允还在朝堂之上跟拓跋焘据理力争过，在拓跋晃力保下才免遭遇难。不过从另一角度讲，高允当时也是位微言轻，拓跋焘没感受到高允的威胁，所以也就放了他一马。在拓跋浚一朝，高允被重新启用，被提升为中书令（宰相级别）。拓跋浚十分器重高允，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，而不叫他的名字。
士为知己者死，高允也尽心尽力为拓跋浚在治理国家中出谋划策。史载高允喜欢直言相谏，朝廷内有什么举措不得当时，高允就立刻求见拓跋浚。而拓跋浚总是屏退左右侍从，单独一人和高允商谈。有时，从早谈到晚，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。高允说话有时言辞激烈、切中要害，拓跋浚听不下去，就命令左右侍从先把高允搀扶下去休息，但他始终对高允很尊敬。
一次，有人直接上书，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，文成帝拓跋浚看完后跟大臣们说：“君王和父亲是一样的，父亲有错，儿子应该不会把过失写在纸上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劝谏，而会在偏私之处和父亲面谈，以保全父亲的颜面。臣下侍奉君主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君王有过失，臣下不能当面陈说，反而用上书的方式进行公开劝谏，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，以显示自己的正直吗？像高允那样的人，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。朕有了过失，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，甚至有些话，朕已经难以接受，但高允并不回避。朕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但天下人却不知道，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忠心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