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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说到尉眷血洗伊吾城，大肆掳掠后返回国内。这次大胜正值皇帝拓跋浚亲政、冯氏封后、确立皇太子之时，真真是四喜临门，拓跋浚自然心中高兴。老将军尉眷历仕拓跋嗣、拓跋焘、拓跋浚三代帝王，居功至伟，战功卓著，是时候让老将军离开那蛮荒苦寒之地，回国颐养天年了。
于是拓跋浚一纸诏书，征召尉眷返回首都平城，任命尉眷侍中、太尉，晋封渔阳王。因尉眷已经年老，拓跋浚还特赐老将军可以拄拐穿鞋上殿议事。放下政府给予尉眷各种荣华富贵不提，拓跋浚此时正在和他的智库们悄然调整着国家的战略。
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北魏帝国由于过度扩张，深陷西域泥潭，而相比较西域这块骨头而言，江南才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，可惜江南地区无论从地理环境、风俗习惯、思想信仰等等方面都和北魏差异巨大，就像油和水不能相融，这就要求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要把自身改造为“酒精”，这样才能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。于是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，国策很自然的从四处攻战向勤修内政、统一思想的方向转化。当然，从北魏帝国统治阶层角度讲，勤修内政的目的是让国家强大，国家强大的目的还是继续扩张！套用二战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《田中奏折》的语式，北魏帝国在拓跋浚时期的国策就是：惟欲征服西域，必先征服江南；如欲征服江南，必先勤修内政！万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拓跋浚对于国家的改造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
首先，解禁信仰，恢复民间礼佛。在战火纷飞，人命比狗命还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大地上各族老百姓深受荼毒，精神上的极度压抑需要平复，需要宣泄，而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印度的佛教适时地传到中国。
佛教宣扬“因果轮回”，教导人们：第一、认清自己现在所受之苦皆是前世报应；第二、要积德行善，为下世轮回积福。佛教的这种理念，从大众角度讲，可以大大缓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楚；从统治阶层讲，可以教化人们在当下行善，安心做顺民，从而稳定社会秩序。于是，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，信佛之人浩浩汤汤，大有替代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趋势。
但是，佛教信徒过多，则对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“浪费”，因为佛教徒不服兵役徭役，不向国家纳税。各级寺庙就像一个个人口黑洞，在宗教信仰的庇护下，一定程度上脱离国家统治。在战争频发年代，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资源，于是北魏帝国在世祖拓跋焘时期，就掀起一场“灭佛”运动，表象上看，是崔浩
